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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命事件就這麼在歷史中發生了，但作為影響還沒有發生。當國民議會在7月14日晚上得知攻佔巴士底獄一事時，反而視為「災難性新聞，」十分擔心國王為此發動血腥的鎮壓，更準備譴責這只是場「暴亂」。但誰料想，當議會代表前往巴黎瞭解細情時，竟然發現巴黎人民沐浴在愛國主義的光輝之中，爭相和代表們握手相慶。返回的代表向議會報告，一路所見的巴黎人民的眼睛都被淚水浸潤了，興奮之情無所不在。當議會猶豫要不要將這場集體暴力理解成對專制政體的正義反擊時，正好路易十六宣傳停止對巴黎的進攻，同意召回內克爾，並造訪新的巴黎當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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秩序的神話與歷史的偶然，正是作為事件的革命之兩難。從秩序一端來看，革命必然是作為純淨的、起源的、奠基的事件，並將偶然性論述鄙之為污濁的、後續的、表面的；從歷史的一端來看，革命這個事件，不過是眾多發生中的一次和無數可能中的一段波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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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回過頭，再看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。我們看到的是集體歡騰、群情激憤和義正嚴詞。但我們忘記了歡騰與歡騰之間、嚴詞與嚴詞之間的空白縫隙——合謀的集體沉默——大家彼此心照不宣，但又在公開場合有意忽略、不作公開表達。
高行云／革命事件如「皇帝的新衣」：在秩序的神話和歷史的偶然之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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